刀刻春秋 墨濡千古 ---- 李奇生先生雕塑艺术欣赏

时间：2024-03-31 14:12:13    作者：bob手机在线登陆

  如今，在川西平原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新大楼门口，耸立着一组大型铜雕《百年大爱》，是川籍雕塑家李奇生先生的新近作品，据说也是目前中国内地医疗卫生领域建筑物前唯一的艺术群雕。《百年大爱》以极为厚重的笔力，写实的手法塑造了年前来华的加拿大传教士医生，以他们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爱心事例生动地诠释了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渊源，犹如一部宏大的叙事史诗，若以这一主题雕塑作为序言，步入门诊大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幅巨型挂屏浮雕《西医入川》，约三层楼高，气势恢宏，令人叹为观止。

  围绕大厅，四面墙体上还展现了仁济医院历史的百米长卷浮雕《丰碑》，正堂前显要位置则矗立着现代西医在中国的四位拓荒人，他们的青铜头像雕塑取名《先贤》。身临其境，目睹这些华美篇章，宛如迈进了一座画廊般的博物馆，欣赏了一幅川西平原沃野上的《清明上河图》。

  倘佯在浓郁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里，直让人觉得这所医院定有着不同寻常之处，而串起历史碎片的这些艺术作品，正是得益于李奇生先生的创作灵感以及他长达近二年夜以继日的辛勤劳作。随着时光的流逝，或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这些现代艺术杰作将会在天府之国的历史长河中最终成为经典，得以永存。世人都会老去，然而她们却会常青常绿，代代流芳，并用无声的艺术语言默默地向子孙后代讲述着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些几近湮没的如烟往事，留驻记忆的心田。

  说起李奇生先生其人其事，以及他的雕塑艺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至“文革”之前。那时四川大邑县境内有一个自民国传承下来的大宅院，乃是川西富绅刘文彩的公馆，或称刘氏庄园，如同时下国内山西平遥附近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或大染房等民宅，只因一部电视剧窜红，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其实原本是民间大户人家的庭院，地方建筑与民俗文化的荟萃之处。

  然而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年代，刘文彩故居却完全变了味，因政治上的需要，变成了一个蛊惑人心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里面除了展示许多刘氏庄园里的老旧奢华之物，还推出了一组大型群雕，取名“收租院”，展示了大地主刘文彩及其随从如何敲诈勒索，残酷剥削农夫的情景，主题是渲染阶级仇恨，将一位早年捐资兴学，劻济乡里，支援抗战的川西“达人”塑造成恶魔撒旦，将其彻底妖魔化，完全扭曲了真实的刘氏，煽情到了极致，以期引起民众憎恨。这些泥塑给人以强烈的视觉上的冲击，用夸张的艺术迎合了当时阶级斗争教育的需要。整个运作从一开始就是幕后的官方授意，继而受到官方话语结构的肯定。

  因此，《收租院》虽偏安一隅，但却成为了那时闻名全国，遐迩皆知的阶级斗争教育示范中心。而这些雕塑作品的灵感来源与原创者则被人为的遗忘，名不见经传，公开的署名是一个“四川美院”集体创作组的称谓，至今从未以个人的名义对外披露过。其实也不难理解，“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是那年月所崇尚的红色话语，决定了个人创作权益的消解，集体荣誉的张扬。在当时那是深入人心的红色逻辑，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层层借机向上邀宠，那年月“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坊间鲜会有人公开提出质疑，过问其中的蹊跷。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借回国之便，数次前往安仁镇刘氏庄园参观，欣赏存下来的《收租院》雕塑作品，并与几位当年的创作者先后有过访谈，感到其中所存在的许多历史误读，实在有正本清源的必要。根据他们的回忆，最早的策划与创作者应该首推李奇生先生，如今我们正真看到的许多雕塑作品的原始画稿与泥模均出自李奇生先生之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后参与这组群雕创作与改稿的计有十余人，这中间还包括驻馆专职雕塑家张富伦、任义伯、唐顺安,民间艺人姜全贵，以及四川美院雕塑系教师赵树同、王官乙，应届毕业生李绍瑞、廖德虎、龙绪理、张绍熙、范德高。此外,四川美院教师伍明万、龙德辉率雕塑系一年级学生隆太成、黄守江、李美述、马赫土格(彝族)、洛加泽仁(藏族)也参加了后期的创作。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同时也是“光荣的政治任务”，这组雕塑创作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便告全部完成。而今，早期参与者的口述历史，作为第一手资料，原始而又真实地粘合了这一段历史碎片，应该确信无疑。

  笔者的少年时代也是在四川度过的，还清楚地记得1965年国庆节，《收租院》正式公开对外展出，我随祖父前往参观。那时候的交通还相对落后，从成都出发，需要乘坐通往大邑县安仁镇的长途客车，车顶上还有一个巨型的天然气橡胶皮囊，作为动力之源。路途需经过白家，双流，新津，大邑等城镇，最后抵达安仁。儿时记忆里的路途甚为颠簸，十分遥远，其实也才不过60多公里之遥。那一天的民众来自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进馆内，恰如赶庙会，摩肩接踵，说是其时万人空巷，亦毫不为过。

  从那一天以后，大邑《收租院》迅速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御用媒体纷纷给予高度评价，称此为“一个重大的开端”、“建国以来两大雕塑成就之一”(注：另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界的大革命”、“现代敦煌艺术”等等，不一而足，好不热闹。由于《收租院》的空前成功及在全国引起的轰动，地方党政部门敏锐地体察到事关重大，也为邀功，突显政绩，遂决定复制到北京展出。据当时参与者回忆，李奇生先生等《收租院》创作组原班人马接到了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竟然也“群情激昂，欢呼雀跃”，北上南下，皆由官方安排食宿，与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通力合作，夜以继日，及时完成了复制工作

  据现今可查到的史料显示，自1965年12月起,《收租院》部分复制品连同原作的全部照片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移到故宫神武门城楼展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参观，盛况空前。官媒配合炒作，对它的评价也慢慢变得高。《收租院》在北京展出11个月，观众超过了200万人次。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要求将《收租院》塑像全部复制出来，以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誓死捍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今天的年轻读者读到这些荒诞话语，可能已难以产生相同的时代共鸣。

  1966年12月2日，新复制的《收租院》在北京故宫奉先殿展出。复制、改版后的《收租院》,整体环境完全模仿四川大邑《收租院》，也以圆柱构成一个围廊，将原来的4个部分变为6个部分,人物增加了5个，并将原来的16个人物进行了重新创作。第一次改版增加的5个人物，都加在最后“反抗”部分的结尾处，而重新创作的16个人物也基本上在最后一个部分。这一加工修改和再创造，尽管“突出了被压迫人民只有走武装斗争道路的主题”，但破坏了原来设计中首尾呼应的关系，特别是后来添加的人物造型呆板生硬，如同样板戏中“亮相”的造型，在艺术语言上和前面的人物极不协调。

  据史料记载，《收租院》的第二次改版是在1968年春。此次改版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又在第六部分增加了“军民团结”、“活捉刘文彩”、“建立红色政权”、“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思想”四组塑像，共添加人物11个。其中军民高举“人民政府”招牌、手擎“红宝书”的造型，以及背景中光芒四射的像和飘扬的红旗，都表现出典型的“文革美术”的特点和风格。1949年10月17日因肺病死在成都文庙后街公馆的刘文彩，先是变成了被“吓”死的刘文彩，后来又变成了被贫下中农“活捉”的刘文彩。那年月的艺术创作与价值取向虽变幻莫测，但必须紧随“革命形势”，以政治需要为马首是瞻。

  1968年4月，《收租院》远赴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展出。囿于运输的原因，展出的作品全部用石膏翻制而成，共99件，分“逼租”、“验租”、“过斗”、“算账”、“迫害”、“造反”、“夺权”七个部分。展览由阿尔巴尼亚文化部、教育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阿中友好协会联合举办。在地拉那展出后，又移到阿尔巴尼亚工业城市费里展出，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展览结束后，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负责人代表中阿友协将展出的复制品赠送给阿中友协(与“中阿友协”有别)。那年那月，《收租院》如同稍后的乒乓球外交，竟担起了重大的国家使命，其复制品又先后送到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国展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收租院》再一次“精益求精”。四川省革委政工组专门发文指示：“根据在北京和国外展出的内容反应，应增塑《收租院》的反抗部分。”1972年秋贯彻落实了这个指示，《收租院》在原“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基础上增塑了“明灯指路”、“砸斗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等篇章。如今看起来这些荒诞年代里的荒诞故事充满了想象力，那种刺鼻火药味的宣传真是匪夷所思。

  上世纪的“文革”中，狂热的们还声讨批判了“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馆名。迫于这些“愤青”的压力，成都附近的温江地委遂向省委请示，将“地主庄园陈列馆”更名为“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更名了以后还未了结,们仍到处张贴大字报,闹得一时沸沸漾漾，馆方只好息事宁人，干脆关闭了除《收租院》和“水牢”以外的全部展室。

  随着形势的发展，官方对《收租院》的宣传也进入了新的层次。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都连篇累牍地竞相报导；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型纪录片《收租院》在全国放映；人民美术出版社将《收租院》照片、画册、连环画分别发行全国，并由外文出版社用世界语、英语、日语、法语出版，介绍到世界各国。

  与此同时，上海、武汉、广州、南京、杭州、山东、沈阳、西安、汉中、重庆、成都等地也大量复制了《收租院》泥塑群像，这就是荒诞岁月里的荒诞故事，一座川西平原上的陈旧宅院竟然也能名动中华，惹来几乎全国的官媒机器为它开足了马力，作了长达近10年的传播，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为它感动得泪洒庭院，或哭晕在地，数以千万计的读者因它而被忽悠得更加憎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而在“文革”以后几年里，全国开展了肃清“”余毒的清查工作，《收租院》顿时萧条了，数年间门可罗雀，原创组的成员也为这过于敏感的题材，也为避祸，受到株连，均三碱其口，销声匿迹，或远走他乡。

  如今，那一段传奇中的敏感已如烟云散去，尘埃落定，趋于平淡。回顾那一段传奇，多报之以善意的理解，是人们普遍的心态。李奇生先生(下图）已定居成都，儿孙绕膝，安度晚年。然而荒诞岁月里的荒诞故事，今天的年轻读者可能会觉得已是匪夷所思，如同鸡肋，赶不上他们手机里的时尚“达人”，但过往的民族历史是不可忘却的。若撇开当时其为政治服务的功效，淡化政治色彩，《收租院》堪称现代中国雕塑艺术的一件杰作。《收租院》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此，能让千百万人为她狷狂，世界艺术史无它可出其右。若说李奇生先生等主要原创作者居功至伟，应该不是妄语，艺术就是艺术

  时光荏苒，岁月流金。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所接收的红色教育，《收租院》的故事已逝去四十多年了。而今，李奇生先生已是耄耋之年，退居山隐，其间因原创《收租院》，遭来了多少是非评说，不白之冤，如今他已看得很稀松平淡，与世无争，恰如闲云野鹤，心情放飞。但难以割舍的依然是他的那把雕刻刀，与他不离不弃，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对艺术的矢志求索。他的新作《百年大爱》是一组大型群雕，如今已经矗立在成都二医院门前，它不仅是对过往川西历史的回顾，更昭示着对仁济医学的传承。这里且让我们来欣赏李奇生先生的艺术特色，同时缅怀西医入川的那些历史片段。

  这组雕塑中所展现的第一位人物是加拿大医生启尔德博士（Dr.Omar Leslie Kilborn)，身材高大伟岸，他面对辛亥革命保路运动中受伤的战士，脸上表情严肃，眉头紧锁，但心情沉稳，丝毫不乱。李奇生先生用独到的艺术眼光，抓取了一个启尔德正在戴外科手套的瞬间，除了表现出他在医疗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仍然严格遵守手术程序的专业意识，还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他仿佛感到了压力与责任，正在思考怎么样着手施救这一满身血迹，生命垂危的义士？他或许想到这次救治事关重大，众目睽睽，必须成功，取信于中国民众。

  当年，启尔德博士一行初至成都，在玉沙街找了一幢民房落脚，随即决定从创办医院着手，以扩大教会的影响。其实，这也是新教在海外传教的重要策略。新教差会很注重在大城市兴办学校、医院、出版书局和慈善机构，近代中国的第一所西式医院和第一所西式学校，都是新教传教士创办的。

  正当启尔德日理万机，工作展开之际，他的爱妻詹妮却染上了霍乱。由于缺少药物，身为医学博士的启尔德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离去。悲痛万分的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医院的筹建上。启尔德博士的所为，我深知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献身精神，前赴后继，死而后已，何等崇高，将永存中国人民的心中。

  1892年，启尔德博士的医院建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街（今四圣祠北街），命名为“仁济福音医院”。早期虽名为医院，实为诊所，医生仅启尔德一人，设备亦极为简陋。除了担任院长，还身兼医生、护士、护工等多职。然而，即使这样，医院内的工作仍谈不上忙碌。因为当时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很欠缺，前来就诊的人寥寥无几，诊所门可罗雀。遂使启尔德认识到他需要走出医院，尽力扩大影响，让人们了解西医，接受西医。下图为李奇生先生正在创作群雕《百年大爱》的一个民众求医的人物造型。

  说来也巧，1895年“成都教案”就在四圣祠福音堂门外爆发，该医院和教堂都被民众砸毁。1896年秋，启尔德博士锲而不舍，又在原址建成医院一所，始有25张男病床。1905年，启尔德得到四川省督军政府补助1500两黄金，建成四层医院大楼。大楼于1907年夏开工，竣工后的医院大楼气势恢弘、建筑精致，为成都近代建筑中的典范之一，只可惜1949年以后被拆毁了。

  下图拍摄于1913年，展现的就是启尔德主理的仁济医院（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新大楼落成，社会各界名流出席开院纪念日。那年月的启尔德博士，其行医资格已经逐渐在成都受到官方认可，与民众欢迎，并使自己主持的医院成为了四川首家红十字医院。但在1892年，当他初来咋到，将现代医疗引入四川，并在成都四圣祠街驻扎下来时，竟遭遇了万般阻力。那时西医尚不被人们认同，甚至被妖魔化，许多人竟认为西医是“夷人拐杀小孩以榨取油脂”，视为外来的洪水猛兽，因而在1894年还为此发生过震惊世人的“成都教案”，对进入成都地区的传教士和西医医生大开杀戒。对此文化误读（Misreading），川籍作家李劼人先生在其名作《死水微澜》里曾有过详尽的描述。

  福音医院是四川地区第一家西式医院。拓荒时期虽艰辛倍尝，启尔德博士仍奉行仁爱之心，免费为穷苦大众治病疗伤。为宣传西医，他竟雇人敲锣打鼓，满街寻找患者。正是他的执着，逐渐吸引了信奉基督教的国人来此看病，并见识到了西医的神奇疗效。福音医院遂开始有了些口碑。许多穷苦百姓也慕名而来，受到救治，西医也因此逐渐在四川被认可。跟着时间推移，“用慈善的心救治病人”，启尔德最大的功劳不止是救治了无数患者，不止是创建了“成都仁济医院”，他带来的更大价值是体现在精神遗产方面，建立了永传后世的仁济文化。

  启尔德博士是西医入川，乃至传入中国的领军人物之一，也是如今成都二医院，以及华西医科大学的第一代拓荒人。在历经120年后，“仁爱济民”，至今仍是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院训，这一主题在李奇生先生所创作的启尔德塑像上得以尽显。

  第二位主要雕塑人物是启尔德的妻子启希贤（Retta G. Kilborn )。从画面上能够正常的看到她手里拿着属于那一个时代的单筒听诊器，如同当时的单筒望远镜一样，正在为一位病得不轻的老妇诊断病情。老妇坐在一辆鸡公交车上，那是川西平原上坊间特有的平民交通代步工具，需要人力助推。这幅画面生动活泼地展现了启希贤在四川的善举，浓缩了她的志愿者奉献精神，将永存中国人民心中。

  启希贤博士也是加拿大人，本名雷塔·吉福德，正如启尔德本名基尔伯尔尼，“启”是他们二人共同的“中国姓”。在当时女性很难被允许学医的情况下，她获得了医学博士、外科硕士和化学硕士等学位，是女性中的佼佼者。她本可以在加拿大国内谋得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可是她却于1893年以医学教友志愿队队员的身份前来四川，创建了四川第一个妇女会和妇孺医院。

  当年，启尔德奉教会之命到上海去迎接这批稍后来华的加拿大志愿者，从上海沿长江逆水行舟到成都，需要很久，月下老人大约为了抚平启尔德失去爱妻后疲惫受伤的心灵，特意安排了这趟浪漫的旅途。才貌双全的雷塔·吉福德吸引了启尔德，而雷塔·吉福德也被启尔德的人格魅力打动，滔滔长江见证了两颗心的碰撞，共同的理想信念燃起爱情的火焰，在旅程结束后启尔德与雷塔·吉福德向大家宣布订婚。婚后按照中国人的习俗，随丈夫的中国姓“启”，为自己取名希贤。相同的信念让他们在成都结成了夫妻。

  在四川成都，启希贤博士经常与丈夫一同外出行医传教，她是当时第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女医生，每到一处都会引来惊讶和异样的目光。他们的足迹遍及嘉定(今乐山)、荣县、自流井(今自贡)等地，长子启真道就出生在乐山白塔街。由启尔德博士创建的嘉定福音医院也在白塔街，白塔街半山坡上的白塔，见证了乐山与加拿大最早的交往，见证了外来文明的传播与融合。

  启希贤博士是一位杰出的妇科、儿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是嘉定（乐山）第一个反对缠足的外国女性。在启希贤的倡导下，四川天足会在成都成立，并由她担任第一届天足会主席。当时嘉定是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商业繁荣，观念也较为开放，故天足会第一届年会选定在嘉定(乐山)召开。启希贤是领导的人，也是到场的唯一外国女性（参见下图），她丰富的知识、独立自强的性格、健康美丽的体态以及走路生风的大脚，无疑给到会的妇女代表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清末，中国流行妇女缠足的陋习，以布帛紧束双足，使足骨变形，脚形尖小成弓状，使其变成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莲”，并以此为美。启希贤博士在行医中，目睹了许多因为幼年缠足留下的残疾和病症，深感心疼不安，于是她四处奔走呼吁，反对缠足，提倡天足。

  1903年锡良继任四川总督，启希贤博士再次积极进言。锡良下令，知会各县，刊发劝禁男子吸烟、妇女缠脚通俗告示，规定“遍贴城乡市镇”。四月初八，成都文殊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放足会”，乘车坐轿来的100个缠足妇女，到会放开缠足布，将小脚纳入事先做好的大鞋中，因为担心足小鞋大，还将事先准备好的棉布和和棉花将鞋塞紧，大步走出，展示从肉体到精神获得解放的快乐。

  次年，成都“天脚会”在玉龙街成立，不少官宦妇女到会，启希贤再次登台演讲，使大会开得轰轰烈烈，给古老封闭的古城吹来破除恶俗的春风。一些女学生，和开明之家的女子，逐步兴起放脚新风。之后，四川各州县成立天足会，缠足的陋习逐步消失。启希贤博士应该享有殊荣，功在千秋。

  由于启希贤博士在四川妇女解放方面所作出的锲而不舍努力，1915年四川第一座女子医院，即仁济女医院终于在成都建成，适应了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时任四川督军的蔡锷将军出席仁济女医院庆典，四川的党政要员也都出席庆贺捧场（参见下图）。

  1920年，丈夫启尔德博士在加拿大病逝后，启希贤毅然选择重返中国，继承丈夫的遗志。她在华西协和大学工作，除继续管理医院外，还担任儿科学、治疗学和其他一些课程的教学任务。此外，启希贤还反复劝说校方领导层，力争医学院招收女学生，是大学向女性开放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下图为1924年华西协和大学首次招收女博士生的入学场面，1949年以后川医的名教授乐以成先生就是那一届的学生。

  启希贤博士与丈夫一样，天生一副好口才、工作热情忘我、具有献身精神，深受中国人的信赖与欢迎。她一直工作到1933年，年届70岁才退休回国。1942年12月1日，启希贤博士在加拿大病逝，享年79岁。她一生有逾50年在中国四川度过，成都与乐山是她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不是亲友，胜似亲友！她为四川的医学事业所付出的，崇尚礼仪的中国人民还未来得及向她报恩，让人觉得天苍苍，地悠悠，她何以走得这般匆忙？

  启希贤的长子启真道、儿媳启静卿、大女儿康斯坦斯·埃伦、小女儿启智明、长女婿路易斯·沃姆斯利(黄思礼)在中国工作到1950年才回到加拿大，他们数十年“直把他乡作故乡”的感人事迹，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许多的佳话。日前笔者终于寻访到了他们，今后可以再续加中友谊的佳话。李奇生先生对启希贤博士的塑像作了精到的艺术加工，使得人物形象惟妙惟肖，观其像如见其人，让人感到加中友谊常青常绿，一股暖流在心头流淌。

  第三位主要雕塑人物是艾西理·渥华德·林则（Ashley W .Lindsay 1884～1968），加拿大魁北克人，多伦多大学牙科学学士、牙科理学硕士，皇家牙外科学院博士和口腔外科教授，医学教育家，中国口腔医学创始人，被誉为“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

  回望历史，1906年秋天，对教会工作非常感兴趣的林则博士向加拿大政府部门提出了到中国开展牙医事业的申请。1907年，林则得到批准，成为第一名前往中国的牙科医学传教士（Dental Missionary）。同年，林则乘船经长江三峡入川，抵达成都不久即首创牙科诊所。1911年，林则在四圣祠礼拜堂左侧修建独立的仁济牙症医院，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号称“远东第一”牙科。

  1917年，创办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科，后扩充为牙医学院，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1928年，建立华西协和大学口腔医（病）院。历任华西协和大学校务长、牙医学院院长、教授。1950年，林则博士与其他数十位美加两国的医学专家一道，挥泪离开了他们服务多年的四川成都华西坝，因为那时的他们被中国官方当作假想中的“帝国主义特务”，被勒令限期出境，个中凄美的故事，将写另篇细述。

  话说回来，当年林则医生在成都仁济医院设立牙科诊所，是为四川最早的牙科诊所，其发展过程也是倍尝艰辛。因为在西方社会，受欢迎的并非像林则这样的专科医生，而是普通医生，亦称全科医生，它还有一个通俗的名字，也就是国人后来所戏称的“万金油医生”。实际上当时在成都的西方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都以为在中国，特别是四川，最需要的是普通医生，并非牙科医生，因此屡次劝说林则回国发展，这是林则在中国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幸运的是，许多传教士的胶托假牙已经损坏，急待修理，才将这位险遭“驱逐”的牙医留了下来，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

  就是这位险些被教会遣返的年轻牙医，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揭开了中国牙医学史上新的一页（参见下图）。早在1892年，启尔德医生已在成都四圣祠建立有仁济医院。在启尔德医生的帮助下，分出一房间作为林则的牙科诊所。

  时值清朝末年，按照中国传统，男女授受不亲，诊所必须有两间诊疗室，一间男士用，一间女士用。医院认为中国妇女不会找牙科医生看病，就把上下楼不方便的四楼给他。出人意外的是，林则博士开诊当日第一位病人却是位妇女：检查时发现她患了十多年的牙槽脓肿，牙槽骨质破坏，充满脓液，据说服用了大量中药没有一点好转，病人既痛苦又绝望。幸运的是，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她的病情迅速好转，不久就康复了。林则博士整洁、优雅的个性，手到病除的精湛技艺，很快使他声名大噪，求医者日见增多。

  林则博士不出诊，使成都的官太太、富小姐很是不满。按礼法女眷不允许离开高墙院宅，都是请医生上门出诊。总督率先将患有下鄂坏死的侄女送来求医，打破了这一传统。每次这位显赫的女士来牙医诊所时，总是跟着一大批仆人、护卫，如此招摇过市引来了满城风雨。但从此女病人上牙科诊所就不足为奇了，就诊女病人数目不亚于男病人。

  林则博士到四川仅三年，他的牙医工作就得到教会认可，对林则的勤劳及热心，十分赞许，因此立准林则所请，在四圣祠礼拜堂左侧，为他建筑一所独立的牙症医院。当牙症医院即将落成之时，四川保路风潮大起，林则夫妇远赴上海避难。所幸风暴之后，社会秩序不久恢复，林则夫妇再返成都，主持牙症医院的揭幕典礼，该院成为西南地区首家正式的牙症专门医院。后来又新建口腔医院，分有五大部门，号称“远东第一”。

  鉴于过去所训练的中国牙医生，类似于旧式的学徒，不易获得丰富的知识，所以林则与华大商酌，在大学开展牙科教育，培养牙医生人才。1921年中国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牙科医生黄天启，他也是亚洲第一个牙科毕业生。牙医学科也吸引了许多女生。这些女牙医比男医生更温柔，更受病人欢迎。

  在中国任何其他一所大学的一个系或者学院开设牙科之前，现代科学的牙科教育已经在华西协合大学牢固地扎下了它的根基。林则对牙医生抱有五种期望：1、在中国推广现代牙医学治疗和修复；2、办高等牙医学教育；3、开展预防牙医学；4、开展牙医学科学研究；5、要做医学家，不要当匠人。至今，林则博士的办学传统得以延续，中国口腔医学顶级人才，许多就是从华西毕业的学生。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华西牙学院便从苏联、匈牙利、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国招收留学生，是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最早的地方之一。现代牙医学在中国的发端，林则博士功不可没；在成都仁济医院（现成都二医院）留下的厚重一页，将永远烁烁生辉。请让我们永远记住他的旧时风采（参见上图）。

  第四位主要雕塑人物是翁之龙（1896－1963），字叔泉，教授，皮肤病专家。与赵士卿、夏坚白同为江苏常熟人，是两代帝师翁同龢的后裔。192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后即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勃雷斯劳大学深造，专攻皮肤科，研修皮肤病学，1922年获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尔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勃雷斯大学皮肤科任研究员。1927年回国后，开始在学校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任北京大学讲师，次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1932年，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之后，国难深重，民心浮动，因学校校舍被炸，师生陷入惶惶不安之中。翁之龙于此刻从前任胡庶华手中，接任国立同济大学第十任校长之职。翁先生履职后，迅即立即着手投入力量兴复校舍，强化国人治校权，并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增设理学院等，屡有兴革，同时公开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

  下图为翁之龙校长签章的国立同济大学毕业证书，是以为念。抗战爆发后，为了避难，他率领师生跋涉千里，辗转迁校于浙江金华、江西吉安、赣县、广西贺县八步镇，云南昆明，后抵四川李庄，度过了抗战时期逾6年的艰苦卓绝岁月。在艰难的转辗中，他一面筹划着如何保护好全校师生和设备、仪器、数据，一面鼓励和安抚师生员工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济大学的校产与大学精神在他的带领下历尽艰难，最终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1939年2月，他因健康原因辞去了校长之职，推荐他的同乡赵士卿接任。在休养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于1941年赴重庆中央大学任医科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后升任校长。

  在医学科研上，翁之龙对皮肤病防治有较深研究，对于复发性皮炎的病因研究颇深。曾首先发现稻田接触性皮炎，后被命名为“翁之龙皮炎”，他的著作《皮肤病学》一书，长期作为高校教材，一直沿用至今。撰有《婴儿眼口唇及臀部复发性皮炎四十一例的观察报告》等论文，专著有《皮肤病学总论》等。如果说他是现代中国皮肤病学的拓荒人，民国教育大家，功成名就，应该毫不为过。

  不期在1949年后，他的“官”越做越小，仅担任过川西第二医院，即如今成都二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以及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科协理事、中华医学会成都分会理事等虚职。1963年7月，翁之龙教授在成都去世，享年67岁。国立同济大学的老校长，一代医学大师正值盛年就走了，令人惋惜！据说他膝下有一子翁集庆、一女翁若梅，如今应该已是耆英之年，不知晚年可安好？

  今年6月，成都二医院常务副院长马小驹先生向笔者介绍，翁之龙先生问诊十分敬业，皮肤病患者常有异味，但他从不畏缩，结合中西医学之长，常常连消毒手套都不戴，匍伏在患者的肢体前，细心诊疗，可谓呕心沥血。“闻病”并非医生必须，但折射出的却是医者仁心。

  如今，这种大爱精神的种子正在成都二医院被广泛播撒，彰显出文化的浸润力量。李奇生先生所作的这一部分雕塑，把患者的病腿捧在手上，凑近仔仔细细地观察，再现了历史场景，若非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再现历史的责任感，焉能把握住这一感人肺腑的瞬间？

  除了精于雕塑艺术外，李奇生先生同时也是一位具有独特眼光的书画家。这可从他为成都第二人民医院新大楼大厅所创意的大型浮雕画面能够准确的看出，其结合了装饰画与浮雕的艺术表现形式，向人们昭示医院所坚持的仁济传统，同时也再现了川西现代医学源点地标，丰富了成都城市历史文态。我个人以为，“医者仁心”这句话也可适用于有良知的真正艺术家，称其为“艺者仁心”，毫不为过。

  在中国大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故事曾经家喻户晓，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虽然过去多年了，人们都还记得，但是少有人知道在白求恩之前还有这样一群加拿大医生，曾经默默地在这块土地上救死扶伤，传播过现代医学文化的火种，至今让中国人受益。从这一层面来讲，李奇生先生的群雕《百年大爱》就具有了不同的特殊意义，因为她记录下了那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倘徉在医院大厅里，我感到虽然老成都已经面目全非，辨认不出来了，但是四圣祠的“仁济福音医院”尚在，仁济精神依然如故，不仅没变，而且尚在扩展，延伸到了医院的每一个“悬壶济世”之处，如影随形。我仿佛看到了抗战时期冯玉祥将军在成都时为仁济福音医院写下的《健康之路》一书（参见下图），那泛黄的纸页依然在述说着那年那月的医者仁心与沧桑。

  从史学的视角来考虑，其实西医入川的历史也就是西医入华的历史。隶属于教会的仁济医院之创办，主观上承载着教会传教的理想；客观上，实践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学目标，为当时之四川乃至中国西部带来了现代医学科学和早期的医学教育。

  1949年后，原来加拿大传教士医生创建的仁济医院和存仁医院经过几次整合，与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部并为如今的成都华西医院，校史院史中推广的是一整套“红色”传统，让人感到纳闷。（下图：李奇生先生正在创作群雕《百年大爱》的最后一个人物造型，为这组群雕画上句号。）

  然而历史的误读就在于此，许多真相与人们已习以为常的经验正相反。时至今日，现代中国有太多被尘封的历史篇章与片段被误读，似应拂去尘埃，还其真相。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普通民众与读者本应该享有知情的权利。

  如今，李奇生先生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雕塑家，但他从不自恃，依然为人谦和，行事低调，布衣蓝衫，不为名利与物欲所惑，彰显了一位执着艺术，禅悟生命真谛的过来人的睿智。自古以来有大德者无不如此，凡事无需张扬，不事喧哗，业精于勤，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下图：左起为原成都二医院常务副院长马小驹先生，李奇生先生的女儿李清女士与笔者合影，是以为念。）

  在现代中国雕塑艺术历史上，我以为如果缺失了李奇生先生的这一页，缺失了他作为始作蛹者，也是第一原创者的泣血之作《收租院》泥雕群像，缺失了唯一展示现代医学在中国的拓荒人群雕《百年大爱》，都将是不完整的，因为她们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雕塑艺术在不同时期达到的高峰。

  时至今日，李奇生先生虽然仍不为公众所普遍知晓，但是现代中国艺术历史上应该有他的位置，加载他所做出的艺术贡献，为巴蜀文化所写下的辉煌篇章。

  备注：本文写作过程中曾蒙李奇生先生和他的女儿李清女士，原成都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徐俊波先生，常务副院长马小驹先生等诸君提供背景资料，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展览馆惠予协助，慨然允诺拙文选用部分影像数据。为推介巴蜀历史背景和文化，他们的古道热肠，令我感佩，谨此一并鸣谢！

  桑宜川:旅加四川人，于澳大利亚、加拿大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环球教育服务公司董事长、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环球英语学院院长等，同时为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桑教授学术兴趣和研究领域广泛，学术造诣颇深，学术论著丰厚。